采访札记：伏身贴地，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

    因为上海的雷暴天，我乘坐的从上海飞往西安的飞机从早上8点延迟到晚上7点起飞，这让我错过了第一天的破冰仪式，也只能搭20号晚上最后一班火车去往临汾。一直奔走在路上，飞机带来的失重感一直没有消失。

    21号早上6点，安泽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单独来接我，车子行驶在向上的盘山公路上，那种失重感再次袭来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和家乡江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

    “明明每家都有这么多的土地，一年光种玉米都可以赚不少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贫困户呢？”

    在鬼使神差地问出带队老师这句话以后，我就后悔了。尽管在来安泽之前就翻阅了有关安泽县情的资料，而且也看了不少农村报道，却仍然问出了这个幼稚的问题，我觉察到了自己洋洋自得的可笑。

    挤在热热闹闹的采访大队里，我试图去寻找一些鲜活的个体，证实有关贫穷的自我想象。

    48岁的马阿姨已经被过敏性哮喘折磨了将近两年，家庭主要劳力是左手残疾的丈夫，收入就靠几亩种植玉米地和山头上的连翘。年龄差一岁的两个儿子已经本科毕业3年，欠下的助学金直到今年才还完。在村子里树起崭新的砖瓦房的时候，她和老伴还住在二十年前的土坯房里。

    但好在两个儿子已经在临汾和西安找到了体面的工作。“两个儿子还要结婚，我只恨自己患上这个富贵病。”马阿姨忧心的仍然是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未来。

    69岁的王建忠，8岁父亲去死，两年后母亲改嫁。13岁的时候他一个人放羊路过议亭村，顺势住了下来。 没有父母的帮扶，他自己又是木讷少言的个性，就单身了一辈子。“现在每年补助五保户6600，村里还送油、面，日子就这样过吧。”他眨着发浑的眼睛，平静地说。

    63岁的刘仁忠现在的生活重心就是患有精神分裂的妻子，“说疯就疯了，医生说没得治，但总得看着吧。”平静的描述背后是，因为妻子的病花去了所有积蓄，还欠了不少外债，家里的三个儿子全去做了上门女婿。

    在安泽遇见的老农，就像是修桥铺路的碎石，积年发黑的青苔，沉默无言，不曾有过枝发芽的风光。但是抽掉了它们，山地就会即刻崩塌。这些质朴的农民的眼睛里没有精光，他们就是田地本身，孕育安泽的一切，却从不发出响动。

    两天的采访太浮漂了，还不能触摸到生存的质地，我为这里时刻流露出的贫瘠感到哀伤，但也从这哀伤里体会出苍凉温暖的力量。

    马阿姨的两个儿子虽然才入社会，但是做事踏实，收入不错，将来接二老进城也不是不可能。王建忠一个人住，可是村干部总不忘去瞧瞧他，头疼脑热也有村干部送去城里住院。刘仁忠的儿子上门的人家离自家不远，妻子发病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了，不发病的时候也是个温顺的妇人。

    贴着山间的泥地，我在想，脚下的土地在几千年前是河流还是浅滩，这里曾经走过哪些人，有过什么样奇妙或平淡的相逢？总要留意才会明白，只有俯伏贴地，才能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。

    23号下午四点，站在车道村的水稻地前，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，虽仍有疲惫，但又莫名欣喜。站在水稻地前，看着起起伏伏的稻苗，自知是家乡绍兴寻常的景色，在这个北方小城却总有些别样的意味。

    无论如何，我至少曾经做了短暂的见证者。